中国经济增速降低并不会自动推进改革0模具机

中国经济增速降低并不会自动推进改革

现任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世界级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特聘客座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 EPR )研究员以及三家国际国内主要学术期刊的联合主编、《中国改革》的首席经济学家。

今天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个是谈中国模式。前一个问题是后一个问题的理论基石。

政府的两大基本职能

经济学界没有争议的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是满足公众对所有竞争性私有物需求的最有效机制。这里关键是任何竞争性的私有品的领域，都应该没有国有部门在里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作用一定是限制在市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上。市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两大类，一是保护市场运行的基本条件，二是提供公共品。

市场运行的先决条件有哪些呢？市场需要政府来做保护的，一是应对市场失灵。金融危机就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实际上中央银行建立的最基本职能就是为了防范金融危机。二是政府要保护私有产权，因为市场经济一定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保护私有产权里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功能是防止政府侵犯私有产权，政府权力很大，容易侵犯公民的私有产权。所以这对政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三是独立司法，保证市场上签订的合同的执行，防止垄断和欺诈。市场经济是完全建立在合同关系上的，买方和卖方通过合同建立权责关系，合同的执行需要第三者，最重要的第三者就是政府。这里的关键就是政府能不能保证合同的执行，合同执行里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司法是否独立，如果司法偏向一方，市场运行的基本条件就破坏了。

政府的第二大作用就是提供公共品，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政府要提供基础设置建设，包括道路桥梁等，同时像贫富差别这一类问题是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也要靠政府。

市场运行的基础一定是私有产权，而政府的基本作用是保护私有产权。保护私有产权里核心的问题是防止政府侵犯私有产权，政府怎么能够做到呢？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就是宪政。宪政是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道理非常简单，只有在宪政的条件下，政府才能将自己的手脚捆起来，避免侵犯私有产权。

英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宪政的国家，时间是在1689年。这之后英国开始产业革命。之所以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原因就是英国先建立了宪政，英国先保证了政府保护私有产权，用宪政的方式来将政府的手脚捆起来。政府可以确确实实地保护私有产权，这个为发展企业和企业家，为企业家阶层产生奠定了制度基础，这是产业革命的起源。

与此相对应的是单一的国有制经济，它剥夺了全体公民的私有产权，所以哈耶克将它称为“通向奴役之路”。当然从另外一面来说，从经济发展、从技术革新上来说，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市场无法发展，技术革新也无法前进。

谁是政府？政府代表了谁的利益？这里抛开意识形态，也不讲任何主义，任何政体下的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这不可否认。既然是由人组成的，人基本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可能自动地有某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更好，所以政府不可能会自动地大公无私，不会只关心别人不关心自己。再有一点，公民和政府之间一定不可避免有利益冲突，因为政府里都是普通人，所以面对冲突时，官僚也做不到不偏不倚。既然公民和政府之间不可避免有矛盾，怎么可能依赖政府来保护产权？依赖政府不偏不倚地执行合同？如果公共品需要政府来提供，怎么有可能政府在提供公共品的时候考虑的只是民众的利益？宪政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保证政府不可能滥用权力，因此宪政是法治和市场秩序的基本保证。

地区之间竞争形成激励机制

下面我们来看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原因，学界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

“中国模式”引发热议，主要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仍然有持续的高速增长，受危机的影响很小，所以就有人认为是不是表明“中国模式”特别的优越？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是能够持续？

中国的制度，它的基本特点就是中央对政治和人事权的高度集权，在资源、经济控制权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权。这个体制本身决定了中国过去30年改革和发展的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个基本现象是地区之间的竞争，竞争G D P增长速度。省和省竞争、市和市竞争、县和县竞争、镇和镇竞争。再有就是地区做试验，比如说深圳作为特区，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对外开放为主的实验区。一系列的重要改革方案，都是以试验的方法摸索出来的，包括土地的联产承包制，也是从地区试验开始的，现在又在重提地区试验，搞上海自贸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采取的政策上的基本特点。

通过地区、地方之间的竞争，解决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竞争什么了？竞争的是G D P增长速度。G D P的增长速度当然直接跟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联系在一起，而地区试验就是用来寻找经济增长的手段。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就是因为地区竞争驱动实现的。包括这个市场的建立，包括民企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和地方政府的动力联系在一起，因此地区竞争是一个关键的东西。

为什么在中国可以使用地区竞争的方式来解决激励机制问题呢？首先如果要竞争，就必须手里有资源，手里没有资源实际上是搞不起来的。分权的含义就在这里。分权的方式导致了政府手里有资源，在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土地。但也并不是说美国的地区之间就没有竞争。比如说在美国不存在州和州之间评比，谁评分高就可以从州长到总统，州长是本州老百姓选出来的，不是总统任命的，所以在美国地区之间的竞争是竞争商业环境。比如加州和麻省之间的竞争，因为这两个都是高技术产地，高技术最早产生于麻省，在哈佛、M IT周围，后来竞争不过加州的硅谷地区。而在中国竞争的是G D P的增长速度，这是为了上级能够考核，这与美国各州之间竞争商业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而由上级考核下级，下级互相竞争，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是不可能长期解决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只能是短时间内在有条件的一定范围内暂时解决问题，所以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实际上是权宜之计，或者用更正面的语言来说，它是一个过渡的手段。过渡期间可以暂时使用这个办法，创造一些好的条件，在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赶快改革完善制度。但是如果不改，这个办法没有可能长期用下去，长期用下去一定失败。今天我们看到无数的严重问题，都是从这里出来的，过去的经济增长是这个机制带来的，今天的问题也是这个机制带来的。

问题在制度而不是速度

为什么这个手段不能长期用下去呢，因为在任何政体下政府的功能都不是单一的，世界上无论何种政体，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G D P增长，不存在这样的事情，政府的目的一定是很多很多的。

将政府的目的收窄在经济增长上，一定就会造成严重的扭曲。在改革刚刚开始时，中国非常贫穷，要不要改革、要不要推动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有障碍。面对贫穷和面对着基本的政治障碍，将G D P增长当作一个目标，这是过渡性的做法，在当时这个事情是可以实现，而且也的确有一段时间的成功。但当中国的经济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那么超出经济增长之外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变得重要了，而这一系列的问题绝大多数产生于地区竞争，比如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中国公民收入占G D P比例持续下降、内需不足、不平等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政府侵犯民企和侵犯公民权利，尤其是土地的问题，城市住房的问题、地方财政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基本上是与地方竞争机制紧密相关。刚才说的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新鲜问题，所有人都知道，早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列出，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又重新列出，也提出了若干个解决方案，但是为什么没有变好，根源就在于制度上。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因为经济速度增长太快，这是完全错误的。今天中国经济相当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水平，日本在五六十年代有非常快的增长速度，60年代有10%的增长速度。今天中国的增长速度并没有太快，如果说是由于政策上硬提上来的速度，那是有问题的。但问题并不出在速度上，而是出在制度上。降低增长速度可能危害改革，导致就业下降，社会矛盾尖锐，同时财政收入下降，金融、财政风险上升等。

将问题归结为增长速度，一定是错了。有意识地降低增长速度，并不会自动地推进改革。相反，过去的改革靠的是地方之间竞争G D P，连市场的发展、连民企的发展都是靠着这个激励机制带来的。相反，这几年看到一个很不好的迹象，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方式来压制经济增长，违反了市场改革的方向。

如果不深化改革，中国是没有办法解决激励机制问题，也没有可能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

在不改变制度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设想若干个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方法，实际上也是现在在做的。首先就是放弃G D P增长速度作为单一目标，而是多目标，仍然让地方之间竞争。比如说目标里包括增长、环境、平等、维稳等等。现在的目标好几十个，甚至一两百个，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多目标之间互相经常是矛盾的，当多目标之间互相有矛盾时，地区之间竞争的到底是什么？上级评价下级的时候，标准是什么？怎么排序？所以就进入了死胡同。实际发生的是什么呢？就是地方政府一定在竞争时挑自己愿意干的事、挑对自己有好处的事做。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地方之间竞争的G D P增长速度，是一个较好的单目标体系，虽然不能完全准确的衡量经济增长情况，但不易造假。竞争G D P是现有体制下能做的最好事情，放弃了这个，而不改制度一定会使事情变坏。唯一的出路是制度改革，而不是放弃G D P作为指标。

上一篇：匹配地方财权事权 完善地方税体系下一篇：化解产能过剩总体方案：审批权进一步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