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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为何不愿意消费？

需要警惕防疫形式主义

成为复工复产障碍、抑制大众消费需求

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报告强调，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解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不仅将民生放在第一位，还采用了更加公平的方法来进行社会保障。

对于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恢复情况，姚洋认为中国经济仍未达到反弹时刻，经过疫情的重创，不少工厂因为没有订单陷入关门危机，低收入人群面临失业困境。在2万亿的支持下，可以通过向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消费券，为低收入失业人员提供职业培训，为小微企业提供房租减免政策等措施，需求和就业问题两手抓。

姚洋认为促进需求是恢复经济的最主要抓手，“经济就像一辆车，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先把发动机打着了，经济运转进入正常的需求供给循环，就可能复苏起来。”另外，他还表示在保障防疫成果的前提下，需要警惕防疫形式主义成为复工复产障碍、抑制大众消费需求。

让“马路经济”回来

中国新闻周刊：您怎么解读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GDP增速没有明确数字指标？

姚洋：报告中提到因为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所以没有提出经济增速具体目标。

在我看来，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下半年这个病毒又回来了怎么办，而且经济恢复也有不确定性，需要为其他的目标留出政策空间来。另一方面，今年要把脱贫攻坚战打完，也需要一些资金。所以这几方面综合考虑，就不定一个增长目标了。

中国新闻周刊：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扩大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让参保不足一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您怎么看待这次失业救济范围的调整？

姚洋：这是保民生上非常大的进步，说明中央政府把民生放在第一位，采用了更加公平的方法来进行社会保障。

但是要注意，大量农村户籍的工人，他们没有交社保，或者说因为工作临时性较强，缴纳不连贯。希望中央层面尽快出台一个方案，明确可以接受失业保障的范围。我也期待经过这一次调整之后，所有的农民工纳入常住地社保能成为常态。

中国新闻周刊：报告还指出今年要增加1万亿财政赤字和1万亿特别国债，这2万亿怎么在执行中最大程度发挥效用？

姚洋：总理在报告中强调了这2万亿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这就意味着这个钱必须要花到实处，花到老百姓(80.300, 0.00, 0.00%)头上。

我觉得最实际的用法就是：第一，给老百姓直接发现金、消费券；第二，为临时失业的低收入人群提供一些职业培训，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第三，对新成立的小微企业予以一定的资助，比方说免收3个月房租等等。这次疫情之后，好多街边小店都倒闭了，这时候如果能从政府层面帮助小店减免一些房租，会是保就业保民生的实实在在的措施。

另外，各城市可以学学成都，开放一些街边区域让煎饼摊、报刊亭、路边摊合法有序地经营，让“马路经济”回来。

重在拉动需求

中国新闻周刊：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要为中小企业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您觉得这个措施能够达到什么效果？

姚洋：从宏观经济层面的角度来说，在当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下，政府一方面增加了支出，一方面减税，两者是有一定的冲突的。另外，减税降费这个政策主要是让复产率高的大企业受益，但现在还有不少尚未开工的中小企业，连订单都没有，减税对他们来说受益有限。

我认为现在供给是过剩的，恢复需求就是恢复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我建议中央政府层面用现金补贴低收入人群和中产阶级，鼓励他们消费。试想老百姓手上有一笔钱就会去消费，企业就有了订单，有了订单就可以招工人，这样打工者也有了收入。有人会说那应该以企业为单位，先给企业发钱，但需要担心，发给企业的钱可能直接进入老板口袋，还不如直接给工人发钱。

经济就像一辆车，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先把发动机打着了，经济运转进入正常的需求供给循环，就可能复苏起来。

中国新闻周刊：也有观点表示老百姓经过疫情对消费会更谨慎，加上中国人习惯存钱，现在发钱的话老百姓可能不会把钱用在消费上。

姚洋：大家觉得中国人习惯存钱，但实际上大部分低收入人群是没有多少储蓄的。中国人的储蓄分配不均，中国收入较低的40%人口基本上没有什么储蓄，收入最低的10%人口是靠借债活着的。现在把现金发给这些低收入人群或者失业人群，他们消费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老百姓不愿意消费也有很多原因，拿我自己举个例子，我想去的理发店就在小区旁边，但小区只留了一扇门，所以我要绕一大圈才能走到，产生一个消费行为对我来说很麻烦。

为什么小区关这么严？因为出入口不光有保安测体温，居委会也要派人一起站岗，如果小区多开一个门，居委会就得多来一个人，可居委会没有那么多人手。

要知道这样的封锁挡住了很多消费行为，消费起不来，工厂需求就起不来。尽管电商购物在整体消费行为中占一定比重，但是电商收入在一季度也下降了，我们不能指望线上购物弥补线下损失。现在推出的绿码已经是筛选疑似人员的最好措施，为何还要形式主义层层设卡？有些地方搞形式主义防疫，小区、街道层层加码，说白了是领导怕丢乌纱帽，对社会秩序和经济的恢复来说不是最优做法。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恢复的情况如何？

姚洋：我们经济恢复的步子还是相对比较慢，现在可能还在谷底，没有到反弹的时候。

经历了第一季度的经济下行，4月份外贸数据恢复了一些，主要源于我们出口医疗器械的单子。五一期间，老百姓的消费行为有所恢复，但这种消费力能不能持续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假设年底疫情可能再次爆发，我们能提前做哪些防御准备？

姚洋：在第二次暴发之前，中国要做的准备就是尽早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将社会恢复到正常水平，或者接近正常的水平。

我们一开始防疫力度非常大，把这个疫情压下去了，但是在复工复产上步子迈得太慢。在疫苗发明之前，病毒不可能消失，但是经济经不起漫长的停顿。我担心等到别的国家都已经复工复产了，我们还在一个比较停滞的状态观望，相当于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所以，我建议保证使用绿码筛查疑似人群的基础上，在复工复产框架内逐步放松管控。

中国新闻周刊：您怎么看待欧美其他国家的经济恢复政策？

姚洋：我注意到西方一些国家的复工计划里，列出了疫情降到什么程度复工做哪些事情，有的还把二次疫情的预案写进去了，这个是值得借鉴的。

海南省幼儿园和小学开学之后，又发现了新病例，就有不少人开始质疑为什么要开学。要注意，海南省此前已经84天没有本土新增案例了，在这种状况下，地方领导怎么敢放开胆子复工复产。如果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计划，各地严格执行，可能复工效率能提高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后疫情时代将形成冷战新格局，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判断？

姚洋：我觉得现在世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冷战格局，表现在技术、地缘政治还有意识形态这三个领域。尽管调和起来有难度，但我们可以学会管控这种冲突。

中国跟美国应该是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美国现在明着把我们定义为竞争对手，但是我们要告诉世界，这种竞争不同于当初苏联和美国的竞争，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是互相隔绝、平行发展的，而我们和美国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在经贸领域，我们还有很多共同利益，我们要积极地把两个国家拉在一起，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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