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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松祚：全球经济体系内在失衡日益恶化

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

向松祚[微博] 中国农业银行(2.33, -0.01, -0.43%)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2014年全球经济将走向何方？去年全球多国股市气势如虹，涨幅惊人，美国复苏势头稳健，英国和日本大有看头，欧元区艰难爬出衰退泥潭，逐步转向正增长，新兴市场虽然困难重重，整体增速依然超越富裕国家。因此，去年底至今年初，许多机构和投资者均调高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乐观情绪令人鼓舞。然而，调高增速预期的研究报告墨迹未干，全球股市即应声下跌。不到一月，标普指数跌5%，日经指数跌14%，新兴市场平均股指MSCI跌9%。全球逾3万亿美元股票市值灰飞烟灭。屋漏偏逢连夜雨。美联储决意逐步退出“量宽”，购债规模从每月850亿美元削减到650亿。多个新兴市场货币持续贬值，从中撤出的资金规模高达1400亿美元。货币急剧贬值会否诱发新一轮全球性尤其是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这一问题再度令决策者头痛不已。印度和其他多个央行[微博]决定实施大规模资本管制，同时大幅提高利息以遏制通胀和劝阻资金大规模流出。面对如此变幻莫测的局面，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内的多个权威机构，已经开始下调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愿景：悲观理由多于乐观

全球经济的两个基本愿景，一是乐观，一是悲观。支持前者的因素实在不少。美国复苏加快；欧洲经济见底；日本有望摆脱通缩；英国形势向好；中国至少能稳住7.5%；新兴市场国家虽有短暂调整，总体还是好过危机之初。乐观派坚定地认为：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必然超过2013年(2013年全球GD P增速为3%)。

支持悲观愿景的理由好像更多。美国复苏基础不牢，随时可能掉头逆转，最近的制造业和新增就业数据低于预期，似乎印证了此判断。欧元区早已深陷通缩泥潭难以自拔，银行和金融体系信贷持续萎缩，失业率没有任何下降的迹象。2013年欧元区平均失业率高达12.4%，一些国家年轻人失业率超过40%。所以预测欧元区强劲复苏，实在是言之过早。日本“安倍经济学”射出所谓“三支箭”，实际上不过是依靠日元贬值刺激出口，期望以此刺激经济增长。然而，效果远低于预期，甚至导致某些负面后果，譬如2013年日本竟然出现史无前例的贸易逆差，中小企业和普通百姓之生计未有改观。日本摆脱通缩没那么简单。

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能否继续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去债务和杠杆化过程已经开始，潜在金融风险开始暴露，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有限，产能过剩行业必须压缩，能够保持7.5%乃至7%诚属难能可贵。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就更难指望。债台高筑(尤其是外债)、汇率贬值、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结构失衡等等，是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之通病，实现稳定快速增长近乎天方夜谭。

我对全球经济愿景整体悲观，根本理由是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内在失衡日益恶化。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近6年来，全球经济内在结构之失衡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和调整，反而日趋严峻。全球经济内在结构失衡之表象有八个：实体经济复苏乏力，虚拟经济恶性膨胀，经济整体脱实向虚，债务负担居高难下，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失业困境越陷越深，宏观政策基本失效，结构改革风险巨高。

当今全球经济结构内在失衡的总根源，乃是过去40多年来，全球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出现重大突变(不是量变而是突变)，即全球经济开始决定性地从产业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转变。核心特征有二：一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虚拟经济开始主导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之投机行为开始主导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机制。二是制造业中心与虚拟经济中心(或金融中心)背离，发达国家继续掌控金融中心和全球定价体系，新兴市场国家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却没有全球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发达国家凭借货币金融霸权地位给全球资源、技术、产品和服务定价，以非常强有力的手段实现全球收入再分配，将新兴市场国家创造的真实财富转移到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则面临着“贫困性增长困境”。

现象：全球经济内在结构失衡

全球经济的内在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全球经济五大变局：

第一：虚拟经济恶性膨胀，虚拟经济日益背离实体经济。货币金融快速扩张甚至恶性膨胀，虚拟经济日益背离实体经济，成为过去40年来全球经济最显著特征，也是全球经济最令人困惑、最有趣的重大现象。

第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进一步深化，产业“微笑曲线”完全颠倒。制造业越来越廉价，新兴市场国家围绕制造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发达国家控制金融货币、价格体系、技术和品牌，新兴市场国家则为了成为全球加工中心而激烈拼杀。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上，新兴市场国家总体处于劣势。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发达国家金融货币产品过剩(过度)，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产能过剩(过度)。

第三：金融资本主义主导全球价格和资源分配体系，货币金融霸权形成新的剥削形态。新兴市场国家加工制造的产品，其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售价往往远高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始终维持低水平。

第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美联储为首的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改变全球货币金融格局，加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背离，成为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主要威胁。

第五：金融危机和量化宽松不仅没有削弱美元霸权，反而从多个侧面强化。外国中央银行和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快速增长，美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持续扩张。新兴市场国家希望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摆脱美元依赖的努力在付之东流。

从更深层面来分析，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代表着人类经济体系演化的一个崭新阶段。人类经济体系演变到今天，尤其是货币信用体系演变至今，成就了一个异常奇怪的经济金融和货币体系，即三个“两极分化”相互加强的经济金融体系。

一是“货币信用分配的两极分化”。从全球看，货币信用主要集中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可以无限度创造货币信用来分配(或掠夺)全球资源和财富。从各国看，货币信用主要集中到少数大企业和富裕阶层，中小企业和普罗大众极难获得信用。

二是“真实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级分化早已是全球公认的重大难题。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财富集中程度持续上升，少数人(以华尔街金融家为代表)控制着越来越多的财富。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贫富分化程度进一步恶化。

三是“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两极分化”。三个两极分化的内在关系是：“货币信用分配的两极分化”制造和加剧“真实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制造和加剧“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和两极分化”。

“三位一体”两极分化体系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整个人类经济金融体系最根本的制度缺陷，是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失衡和难以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源。

从全球范围看，三个两极分化很好地描述了当今世界的整体经济模式。随着虚拟经济日益背离实体经济，全球制造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加速背离，发达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制造业逐渐“空心化”，全球制造中心决定性地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转移到亚洲(重心又是中国)。然而，由于发达国家继续掌控着全球货币金融中心或者一般购买力创造中心，掌控着全球价格体系、资源配置体系和收入分配体系，于是就形成主导过去数十年全球经济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东方拥有真实财富创造中心，西方掌控货币金融中心；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东方为全世界制造产品，西方为全世界产品定价；西方大量发行债券和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则用自己的储蓄去购买这些金融产品；东方储蓄，西方消费；东方节俭，西方挥霍；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

原则上，纠正全球经济内资结构重大失衡之关键，是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实施重大改革，并根据某些重要原则，对全球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和调整。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不愿意进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国际宏观经济政策之协调几乎止步不前，各国国内的结构性改革由于政治风险太高而无法真正实现，全球性失衡还将继续恶化下去。

根源：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

2013年全球经济的最大亮点是金融市场高歌猛进、连创新高，虚拟经济完全脱离实体经济暴涨。美国道琼斯指数年涨幅27%，标普30%，日经指数57%，德国DAX指数25%，法国18%，西班牙21%。此乃数十年来最快的年度股市涨幅。美国股市平均市盈率(以标准普尔计算)达24.5倍，历史平均水平是16.5倍，许多人开始担心美国股市已经再度形成资产价格泡沫。

这十几年，影子银行业务迈入快速复苏轨道，业务规模从2002年的26万亿美元，急速扩张到2007年的62万亿美元。影子银行快速扩张，正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原因。2008年经济危机后，影子银行规模短暂减少，很快恢复增长。到2011年，全球影子银行规模达到67万亿美元，2013年更达到73万亿美元之巨。

以美国为例，与影子银行有关的所有金融指标均超越危机前水平。譬如，杠杆贷款和高收益债券余额超越危机前最高额。2007年是6500亿美元，2008年和2009年萎缩到2000亿美元左右，2012年恢复到7500亿美元，2013年达到创纪录的8000亿美元。无抵押担保贷款(covenant-lite loan)增长到2500亿美元，占全部新增公司贷款的60%，2012年还只有600亿美元。

与此对照，则是实体经济复苏乏力、通货收缩、失业高企。2013年美国真实GDP增长率大约为1.8%，2014年预计2.2%-2.4%。2013年欧元区GDP继续萎缩(-0.6%)，2014最乐观预计也只有1%。日本2013年GDP增速1.8%-2%。2014年预计下降到1%-1.2%。

如何解释上述现象？如何解释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自我膨胀？自1970年代初期开始，经济体系开始决定性地从产业资本主义快速转向金融资本主义，对各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英国和欧洲最先开始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变。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率先指出工业社会正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当时美国制造业(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40%以下，超过60%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到2009年，美国制造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就业人数仅占全部劳动力的11%，服务业就业人数接近90%。房地产泡沫崩溃和次贷危机爆发前夕，美国房地产中介人数超过农民总数，按揭贷款承销商比全部纺织业就业人数还多。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中流砥柱企业，譬如AT&T、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微博]、西屋电气、美国钢铁等等，要么业务大规模缩减，要么干脆从经济地平线上完全消失。

经济体系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变，最显著特征是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高速扩张。仍以美国为例，金融业对美国GDP的贡献，从1950年的2.8%，增长到1980年的4.9%，2006年达到最高值8.3%。金融海啸之后稍有下降，很快就恢复增长。1980年，美国金融资产总值达GDP的5倍，2007年时翻了一倍，金融资产总值达到GDP的11倍。推动金融资产总值增长的重要力量，是公司市盈率和市值大幅度增长，增速远超GDP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

家庭信贷亦快速增长。家庭信贷占GDP之比例从1980年的48%上升到2007年的99%。家庭信贷增长主要源自住房按揭贷款。其次是消费信贷。家庭信贷飙升反过来促进资产证券化、证券发行、交易、固定收益产品、衍生金融工具等多种金融产品的快速增长，它们从而进一步大幅度增加金融交易收入和资产管理收入。

外汇市场交易急剧飙升，达到天文数字的交易量。目前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年交易量达到900万亿-1000万亿美元。全球债券市场总规模从1980年代的数万亿美元，扩展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数十万亿美元。1990年之前，大宗商品交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金融危机之前，大宗商品交易量超过10万亿美元。仅参与大宗商品交易的对冲基金规模就超过5000亿美元。

实体经济衰退和通缩，金融业和虚拟经济却高速增长，这正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现象和怪现象，是全球经济失衡、危机和衰退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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